黃道周（1585-1646年），是漳州先賢、明末大儒。他少年時立志苦讀，博覽群書；為官時直言敢諫，風骨凜然；明清易代之際受命於危難，捨生取義，表現出一位儒者高尚的道德節操。好友徐霞客給予他極高的評價：“至人惟一石齋。其字畫為館閣第一，文章為國朝第一，人品為海宇第一，其學問直接周孔，為古今第一。”
明末的講學
講學為儒家之傳統。孔子說過：“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述而》）其中“講學”正是儒學傳授的一個重要環節。講學是被儒者當作衛道、傳道的重要途徑。正式的書院講學則始於宋代，宋儒大多建立書院以講學明道，其中朱熹是最重視書院講學的大儒，他創辦、重修了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寒泉精舍等諸多教育場所。朱熹曾知漳一年，《漳州府志·宦績一·朱熹》載，他“每旬之二日必領官屬下州學，視諸生，講國小，為正其義；六日下縣學，亦如之”。黃道周生於漳郡，受朱子的影響很大。而晚明惡劣的政治生態，使他不願意也不可能長久在朝，他“通籍二十載，歷俸未三年”（《黃漳浦集》卷三《感恩疏》），有更多的時間用於棲遲山林，講學授業。
而講學的風氣在明代極為盛行。黃宗羲《明儒學案·序》說：“有明事功文章，未必能越前代；至於講學，餘妄謂過之。”特別是明代中晚期以來，王守仁極為重視借講學宣揚其學說，掀起了一波以陽明學為主流的講學浪潮；而以顧憲成、高攀龍為首的東林學派則通過講學號召士人迴歸程朱，試圖挽回世道人心，在歷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與黃道周並稱“明末兩大儒”的劉宗周講學于山陰（今紹興）蕺山，形成“慎獨”之學；而當時黃道周也在福建漳州榕壇、浙江餘杭大滌書院等處舉行較大規模的講學，《明史》本傳稱“道周學貫古今，所至學者雲集”。其中，漳浦明誠堂、漳州鄴山書院即為其晚年最重要的講學場所。
黃道周在鄴山書院
鄴山位於漳州江東橋西側、北溪之濱，臨江背山，環境清幽，風景秀麗，適合作為講學授業之所，與黃道周夫人蔡玉卿孃家亦相距不遠。因此黃道周在崇禎六年（1633年）就打算在此處建書院，後來因故未成。
崇禎十六年五月，黃道周開始正式營建鄴山書院，直至崇禎十七年八月底竣工，先後建成三近、與善、樂性三堂及其他樓亭館舍共十餘處建築。其中與善堂為先聖先賢之神堂，堂名當兼取《孟子》“與人為善”及《大學》“止於至善”之意，前楹奉祀朱熹及陳淳、黃榦、王遇、高登、陳真晟、周瑛、林魁、蔡烈九人，稱為“九先生”，從中也可以看出漳州儒學的發展脈絡。而三近堂、樂性堂是講學之地，黃道周在此二堂共講學三次。
據莊起儔所編黃道周《年譜·崇禎十七年》，黃道周於五月九日、十日於新落成的三近堂中舉行兩次講問大會，闡發《中庸》“好學、力行、知恥”三近之旨。由於當時交通不便，三月十九日明朝滅亡的訊息於五月二十七日方才傳至漳州，黃道周率諸弟子設崇禎皇帝靈位於鄴山書院，“袒發而哭者三日”，並作《鄴山講堂哭烈皇帝文》，極陳“攀龍髯而不逮，迸淚自天；奮螳臂以莫支，割肝出地”之慟。九月一日，黃道周在樂性堂舉行最後一次講學，據侯真平先生《黃道周紀年著述書畫考》一書考證，出席者約404人。
心地光明
黃道周要求弟子們保持“性地光明”：“縱令天地崩頹，生民塗炭，猶吾身色有時毀壞，爪甲皮發有時損折，吾此性上，白地明光，初無毀壞損折也。”他強調仁義禮智，申明匡復大義：“仁義禮智總亦同根。凡國家鼎革之時，士民紳弁政要探討此項訊息，仲尼一部《春秋》，主意是勤王、討賊、復仇。”希望士民能“同仇敵愾，奮於有心”，收復河山，故此次講問實亦為北征恢復之動員大會。此次會後，九月十五日，黃道周即動身赴弘光朝徵召，從此一去不返。
作為晚年苦心經營的講學處，黃道周對鄴山書院具有深厚情感。出關抗清之前，弟子莊起儔因侍奉老母而請歸，《年譜》載：“翌日，起儔以告先生，先生慨然曰：‘為我致意鄴山。吾亦欲歸，未知何日！’蓋先生倉卒不忘鄴山也。”殉國後，黃道周的兒子、門人從南京迎其遺骸迴歸故里時，先在鄴山設靈位，“諸弟子乃留先生魂於鄴山，為位而哭奠者二朝夕”，然後再歸葬漳浦。由於鄴山乃大儒精神之所繫，因此也成為後世漳州士人的精神家園。
一代完人
文化具有超越政治、種族與時空的力量，由清帝乾隆稱黃道周為“一代完人”即可見之。據《漳州府志·藝文》所載潘思榘《重修鄴山講堂碑記》可知，清乾隆年間，巡臺御史單德謨曾主持重修講堂，並祀黃道周於樂性堂中，以賴繼謹、洪思等弟子袝之。
黃道周在道德上嚴格自律，他曾經說過：“計吾生年以來，未有一言一事內不可告於妻子，外不可告於朋友，幽不可告於鬼神，明不可告於黎獻者。”（《黃漳浦集》卷十九《赴逮與兄書》）體現了坦蕩光明的君子人格。（鄭晨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