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個開放的國度，關於一些援交文化，超乎了保守人的思想想象。一起來了解關於日本少女援交的背後原因吧，出賣自己的隱私會換取到什麼代價，她們為何這般做法。
上世紀90年代日本的一些商店出售女孩們穿過沒洗的學校制服運動短褲水著。後來慢慢就有了援助交際這回事，高中女生通過某種方式把自己的隱私出售給中年男人獲取金錢回報，日本對於這種利用女性賺錢的生意進行過打擊，但是此消彼長，永遠也禁不完。
今年四月份日本色情行業又出現了一種新的生意——18歲不到的女生裙下風光被男性顧客一覽無餘。
5月12日，三名嫌犯被捕，其中包括色情買賣的管理人員。這個地方每次向顧客收費5000日元，顧客只要交了錢就能看40分鐘制服女學生的裙底。
姑娘們和顧客之間有一面單向玻璃，沒有身體接觸，不過顧客如果願意再交點錢，單向玻璃可以拿開，可以摸摸女學生的大腿。警方的這次行動發現這家店一共有30名女孩，年齡都在16-18歲。這種店子一般叫【JK作業所】。
當然上面提到的只是日本JK行業的一種形式，其它的色情形式還有女高中生按摩服務，和穿高中學生制服水著的女學生合影留念服務。
對於這些年輕人，利用的形式各有不同，但是生意人都認為姑娘們乾的是合法的工作。去年大阪一名JK店的經理被捕，這家店僱傭了一名17歲的女高中生給客人進行按摩，全程只穿一件內褲+超短裙。
這家店的等待室裡有監控攝像頭，如果姑娘們礦工或遲到還要扣工資，這麼做也是讓這些小姑娘知道要受店方管理。
日本的JK行業依然興興向榮，相關的社會問題也隨之而來。就算性癖好能當成商品買賣，但我們怎麼知道背後的代價有多大呢?
日本援交女學生
在現代日本家庭、性方面中一個突出的問題便是女中學生的“援助交際”。日本民族是一個勤奮的民族，也是一個能夠忍耐的民族，男人們一般從進入公司開始就一直奮鬥和忍耐。
人到中年的時候，在大大小小的事業上總算有了自己或多或少的成就，大小也混了個社長、部長或課長的職位，也許這時才想到可以放鬆自己，並放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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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要體驗幸福和享受生活的時候，已經成為“大叔”的他們突然發現自己力不從心了，他們需要通過偷情來激發自己，需要年輕人來使自己激動。
正如渡邊淳一許多揭示現代生活的小說中所反映的那樣，“為了消滅這種生命的無力感和虛無感，男人總是不可救藥地愛上一個女人，在與女人細緻溫柔的纏綿中，不可自拔地沉淪下去”。這個女人總是比他小十幾歲或二十幾歲的少女或者少婦，他要從她們青春中復活自己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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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裡，但人們總想重新來過，重新度過青春年華。尤其是那些成功的日本男人，社長、部長或課長這一階層常有年輕的下屬“OL”小姐(即辦公室小姐)追求他。
而那些普通的公司職員們在得不到OL青睞的情況下，就把眼光轉向了更年輕的中學生，他們引誘那些缺少零用錢的少女。這些是導致女中學生搞援助交際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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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主外”的日本男性在工作上有很多人感受到極大的壓抑，感受到被無視、被踐踏，他們需要被尊重，哪怕是那種被尊重的感覺，這樣的感覺在日本有時只能用錢來買。據村上龍透露：
以前在採訪性風俗的時候，據說新大久保有一條“大叔街”，我大吃一驚。日暮從公司裡下了班，大叔們都擁到那條街上去，陽光女孩(“陽光女孩”這個稱呼大概也是很過分的)們也聞風而動彙集過來。雙方躲在電線杆背後見面，一旦談妥，就去咖啡館接著交談。說說話就結束了，其他什麼都沒有做，連握手也沒有。
這些大叔們這樣做應該不是追求浪漫，如果是這樣的話，也顯得太窩囊了。因為“那些可憐的中年男人，他們之所以追逐出三千日元只在路邊的茶店裡泡著說說話，並不是為了追求徒有虛名的浪漫，而是渴望維繫像下水道泡沫一般轉瞬即逝的自尊”。
因此，日本有不少專供人打罵發洩不滿的服務，因為這是一個壓抑而需要發洩，需要各種減壓閥的社會。在現代日本“能獲得自尊的場所在減少，不斷增加的盡是一些剝去自尊的場所”。
由於20世紀60年代西方興起的“性革命”浪潮加速衝擊日本，到70年代，日本青少年的性觀念發生鉅變;加上避孕技術的提高，性教育的變味，中學生中有過性行為的人數在不斷上升，女學生中還出現了賣淫活動。現在日本的女子高中生中間流行的援助交際應該與此諸多因素有關。
1993年以來，有越來越多的女高中生將自己的制服、內衣內褲賣掉，以此得些零用錢，這是女高中生開始賣春的萌芽。
她們建立援助交際的過程很簡單，一般是將自己的傳呼機和行動電話號碼貼在傳言板上，然後等待別人來聯絡，在20世紀末的日本，男性“上班族”很容易見到這樣的啟事：
嗯!初次利用，我是九年級學生，雖然是15歲的少女，我也想募求援助交際的物件。一個月內會見兩三次，條件是給我買手機。拜託和我聯絡。
如果某個工薪階層的男子有意，就可以找到機會和這個女孩見面。她們或者在網路上發出這樣的帖子：
你好!我是一個希望援助交際的15歲的少女，如果可以的話請告訴我您的聯絡方式。簡單的資訊告訴你，身高162釐米，體重47公斤。嗯，因為還是處女，許多事情還不知道，各方面都請多多指教。也請告訴我您希望付出的金額，拜託了。
這就是所謂的援助交際，少女援交的代名詞。任何被少女們稱為“大叔”的男人只要願意出錢，少女們都會尾隨他們去各種名目的“情人旅館”。
如果更進一步，女中學生們可以給色情雜誌拍一些裸體照片，或為音像製品商拍攝一些色情表演的錄影出賣。正因為如此，到1996年很快出現了日本全國流行的“援助交際”活動，成為日本社會的新話題。
村上龍說，他以前採訪過色情書、淫穢書的模特兒，所以對這些女孩知道得很清楚，她們並不是痛不欲生地為了替父母還債而脫衣服的。村上龍深有體會地說：
她們基本上是快樂的。報酬也不賴。她們的機會雖然比不上那些頂尖的模特，但至少比貧困而悲哀的手淫讀者多得多。
除了經濟發展使人成為道德缺失的經濟動物，從而影響了純情的少女之外，性自由的革命口號、藝伎及風俗業利益動機等，對日本女學生的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如今自願賣春的比例相對於被迫賣春的比例大大地提高了。
性的慾望和追求滿足的動機無疑是激發犯罪的重要動機之一。隨著參與援助交際的中學少女越來越多，威脅、勒索等犯罪的現象也多了起來。在這種交易中，男人滿足慾望的條件是金錢，倘若沒有金錢而要滿足性慾，那就只有耍手段佔這些少女的便宜了。因此在日本玩弄這些少女之後不僅不給錢反而威脅她們的人有不少。
這些對女學生耍無賴的男人主要是流氓、痞子，即日本人所謂的“呀哭剎”、“惡黨”。因此在接客之前女學生們一般都要在暗中觀察一番，看事先在電話裡接上頭的這個人是否像流氓地痞，若感覺危險掉頭就走，她們稱之為“危險迴避”。
自古以來性的買賣主要在黑暗中進行，是比較危險的事。不過這些女中學生一般都自信自己是幸運的，因而不斷去冒險。女學生在援助交際過程中若遭遇到麻煩基本上都是無助的。無論是雙親還是警察或是學校的老師，她們都不能向他們求助，因此更激發了壞人的犯罪動機。她們在援助交際中被威脅被勒索的情況一般是這樣：
阿雅子(音譯)在中三(國中三年級)的時候曾經有這樣的經歷，現在已經是高校一年級的她告訴記者說：通過傳呼(電話傳呼服務)約定的那個男人說：我給你十萬，你到上野來。阿雅子因此便乘車去了上野，這次是約定在鶯谷碰面，那人駕車來接。在麵包店前等待的阿雅子，覺得那個男人怎麼看也是地痞，心想：這樣的男人超討厭。那個男人穿著西服看起來像個有錢人，有些肥胖並且禿頂，戴著太陽鏡，因為電話裡說三十歲，阿雅子心想他絕對不是，走近一看，至少年過四十。
他很快認出阿雅子，打了個招呼：“讓你久等了。”因為阿雅子已經告訴他自己的服裝。她一般和同類的小姐一樣穿著學校的制服，此時想馬上走開已經來不及了。
“跟我來。”男人說著便在前面快步走起來。
“為什麼走那麼快?”阿雅子便忍不住問他。
“因為這一帶有許多便衣(警察)。”男人回答著，腳步邁進了旅館街。
……
等H(這裡是象形詞，指性交――引者注)結束之後，那個男人的態度急變。
“因為有你這樣的女孩，太麻煩了!”
“啊!什麼意思?”
“像你們這樣，利用傳呼接頭賣淫，影響了我們的經營。”
聽到男人這樣的回答，阿雅子想起來了，之前聽說黑社會(痞子)經營和H有關係的店，這個男人大概就是做那種經營的地痞，阿雅子立即害怕起來，哭著討饒：“非常對不起，以後絕對不幹了，讓我回去吧……”
“真的以後不幹了?以後要是再碰到的話，怎麼對付你就不知道了。”
其實那個男人也害怕被警察抓到，指示阿雅子從前門回去，自己從後門走了。
阿雅子對記者回憶說：“一元錢也沒有給我，也許是真的地痞，也許是那種幹了就跑討便宜的傢伙。超恐怖!”
阿雅子接著對記者說起兩個月前的一件事：
因為那時的恐怖，阿雅子一時剋制住沒有去賣春，等到錢完了的時候，她又開始了，結果又遭遇讓她痛哭的倒黴事。
這回約定支付五萬日元的男人，看不到痞子的習氣和風格，襯衫外套西裝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上班族(公司職員)。
“五萬元太貴了吧?”上班族在H結束之後開始砍價起來。
阿雅子這時發現，在電視機桌子的側邊放著的職員的提包口正開著，那開口正對著床鋪的方向。
“那個皮包一開始就一直那樣放著嗎?”阿雅子問他。
“呵，從進旅館的時候就一直放在那裡。”職員這樣回答。
肯定被拍了裸體錄影，阿雅子這樣想著便回憶起在鶯谷的那次恐怖遭遇。
“如果沒有錢的話，我也不要了，作為交換條件，什麼也別做讓我回去吧!”阿雅子哭著哀求。作為交換條件，那個職員要了她家的電話號碼。無奈的阿雅子靈機一動把朋友的號碼寫在紙上給了他，說：不信可以打電話試試看。毫無疑問，那個星期日給朋友及她的父母帶來超級的麻煩……
這些女中學生停止賣春一般要等到她們遇到心目中的白馬王子的那一天。日本少女的這一表現給外國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她們在東南亞一些國家旅遊的時候，很能引起東南亞的不良少年的注意，激發他們犯罪的衝動。針對援助交際等社會問題，日本有人甚至喊出了“女生誤國”的話來。
“經濟寡婦”與成為“工蜂”的男人
到了20世紀70年代以後，出生於40年代或戰後的妻子中，婚外情的現象依然很多，此時導致她們搞婚外情的原因則主要在她們的丈夫，因為這一代日本男人幾乎是無性的人，就像是無性的“工蜂”。有人解釋說他們是因為工作而忽略了性生活，以工作的成就代替了性愛的愉悅。
大多數日本人在工作上的表現可謂是精力旺盛，他們在工作中找到了人生價值，在性生活中卻丟掉了尊嚴。日本中年男子有一句半開玩笑的口頭禪：“不把工作和做愛帶回家。”實際上“丈夫因為工作疲於奔命，妻子在養育子女上消耗體力，雙方都沒有餘力在性愛方面浪費能量”。等到夫婦的經濟負擔和家庭壓力解除後，丈夫已經快陽痿或已經陽痿，妻子快進入更年期或已經是更年期了。
如同現在越來越多的日本孩子“拒絕上學症候群”的現象一樣，在日本丈夫身上也出現了一種“拒絕回家症候群”現象。日本的企業流行“殘業”(即下班後的加班)，日本男人也喜歡加班，這樣可以晚回家，即使不加班可以早回家，他們也要三五成群地邀在一起喝酒，從一家酒館到另一家，直到深夜或者快天亮才回家，即使回家往往也是已經大醉了。
丈夫拒絕回家的原因也許是拒絕上妻子的床，日本男人往往色厲內荏，很脆弱，害怕失敗，失敗的時候很愛哭，一失敗就完全認輸，甚至委靡下去。在驕縱文化培養之下的日本大男子喜歡並依賴妻子或其他女人的鼓勵，日本男人害怕妻子對自己的性器進行“小”或者“弱”的評論，偏偏這類評論在今天的日本流行起來。日本人認為：“男性性器相當於男人本身，而且是男性的一種象徵，所以貶低男人的性器，可以說是否定了丈夫作為男人的人格，這對丈夫來說的確是一種致命的打擊。”
男人的失責導致了女人的出軌，不用工作的家庭主婦在家務事結束之後免不了寂寞，性的慾望因此襲來，她們對於性的享受和追求，從她們各類性的告白書中反映出來，20世紀90年代以來這類告白書在日本非常流行。
與日本中年女人對婚姻體制感到焦慮相反的是，中年男人對體制感到疲憊。日本幾年前有一個調查顯示：在40～45歲的男性中，ED的比例為16%，在40～50歲的男性中，比例為20%。所謂ED是Erectile Dysfunction的略稱，意為男性生殖器官的勃起障礙。另一個調查甚至說在30歲以上的日本男性當中，每3個人就有1個患有ED。
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日本，由於勤勞男人的晚歸導致妻子性慾的不滿足，於是婚外情(日本人所謂的“不倫”)蔓延開來。“情人旅館”、“溫泉旅館”也因此生意興盛起來。旅日華人林女士的朋友、即和她同居一室的“沈姐”在東京一家名叫“四角兒蘋果”的情人旅館做清潔工，林女士因為要和沈女士一起結伴回家，偶然目睹了其中的浪漫故事：
因為她(沈姐――引者注)的“四角兒蘋果”，離我(林女士――引者注)洗碗的料理店很近，有一次週末我下班後，想和她搭伴兒一起回家，就跑到那間霓虹招牌挺動人的旅館去――這算是我第一次，也是到目前為止的最後一次，走進日本的情人旅館：從小樓的入口處開始，就像醫院的走廊一樣，狹窄的過道上，一排靠牆的長板凳上，毫無間隙地擠滿了男男女女，以年齡二十左右者為主。
已經坐不上位置的，就只好湊合著，雙雙相依相擁地，佔領著但凡不影響走人的過道空間。等待中的客人，不下二三十對。他們沉醉在即將到來的幸福醞釀之中，一切都表現得再自然、再天經地義不過，看不到絲毫的羞怯、掩飾和對旁人的顧慮。
顯然這是以小時收費的服務行業，沈姐的錢，看來也不好掙。她必須以最麻利的動作，更換十幾個“愛巢”被狂歡攪和過的一堆堆臥具……東京黃金地段週末的性生意，竟火爆成了這樣!令我大開眼界。當時我只顧往裡面疾走想找到沈姐告訴她我來也。馬上有好幾個聲音，對我發出了怒吼：“排隊!”“不許插隊!”我被吼得瞠目結舌，呆若木雞――這是我有生之年經歷過的頂尷尬的一個瞬間。
日本戰後一大變革就是，在婚外情上男女平等了，它不再是男人的專利了。由於日本男人或丈夫不斷地尋找外遇，使女人和妻子也感到很寂寞，男人需要女人，女人也需要男人，於是她們也去尋找自己喜愛的男人。這樣性也越來越開放，成為經濟高速發展的日本社會中不可缺少的潤滑劑。
根據渡邊淳一所著《化身》一書的介紹，日本有各式各樣的情人旅館，有一種旅館，房間裡四面都是鏡子，可以從各個角度欣賞。一進旅館的門，如果右邊是總服務檯，那麼在對面的牆上則貼著各個房間的內部照片，並標出價格，顧客根據自己的需要任意選擇。
旁邊是投幣箱，投幣後就可拿到鑰匙進房間。這樣做，可以使顧客不必和總服務檯的人打交道，儘量保證隱私。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情侶旅館的佈置也搞得奇形怪狀，令人瞠目，什麼圓形的雙人床、吊床，不一而足。
這一切都表明日本男女對於性享受質量的刻意追求。
雖說日本女性曾存在性飢渴的傾向，但從外表看，除非是在紅燈區或是一些公開的風俗女，日本女性給人的感覺是溫柔而不是放蕩。日本民族擁有兩個面孔，具有雙重性格。渡邊淳一說，日本女人具有兩面性，一旦上了床，她們便一改平日的矜持。尤其是那些少女，她們會做出令男人難以想象的媚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