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9月4日，在上映的第二十二天，首部獲得公映許可的“慰安婦”題材的紀錄電影《二十二》突破了1.7億元票房。
《二十二》的票房成績，對於國產紀錄電影而言實屬不易。由此，《二十二》的身上被打上了無數標籤：“紀錄片爆款”“未映先火”“叫好又叫座”“院線黑馬”“票房奇蹟”等。在這些代名詞的背後，是當下人們對於戰爭冷靜的思考。
“比起票房，能讓將近600萬的觀眾走到電影院裡面觀看，是我認為《二十二》最大的成功，因為至少有這麼多的人在關注、瞭解這段歷史。”在接受《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記者採訪時，《二十二》導演郭柯說道。
緣起一篇文章
緣歸一份安詳
在《二十二》之前，郭柯還拍攝了同類型題材的紀錄電影《三十二》。郭柯告訴記者，之所以想到要拍攝一部“慰安婦”題材的紀錄片，緣於他5年前看到的一篇文章。
2012年6月，郭柯偶然在微博裡看到了一篇《中國慰安婦生下一個日本孩子》的文章。郭柯被老人的故事所觸動，於是通過朋友介紹，聯絡到了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在蘇智良的大力支援和幫助下，郭柯很快找到了住在廣西偏遠農村的韋紹蘭。
“韋紹蘭頑強的生命意志深深地感動了我，由此我便下定決心，一定要把韋紹蘭的故事拍攝下來，將這位老人身上強大的精神力量帶給觀眾，同時也讓這段歷史故事世代保留。”郭柯談道，於是，在《二十二》的前作《三十二》中，郭柯用極其剋制的語言把90歲“慰安婦”老人韋紹蘭和她那個“鬼子的孩子”的故事記錄了下來。
拍攝期間，郭柯3次前往廣西，陪同韋紹蘭一起吃飯、聊天。而在這一過程中，郭柯一直堅持將韋紹蘭老人當成自己的家人去拍攝。因此，他很少跟韋紹蘭提及發生在1944年的那段歲月，從而避免讓老人的傷痛再次蔓延。
讓郭柯驚訝的是，老人不僅勇敢面對曾經的痛苦經歷，而且積極陽光地面對生活現狀，不卑不亢。結尾處，老人站在山上，眺望著對面層巒的山脈感嘆：“這世界真的很好了，我會好好地活著。”
“我想為她們拍紀錄片，就有了《三十二》，乃至《二十二》。老人們對生活充滿了希望，這跟我以前預想的她們的生活態度是不一樣的。”郭柯說。
數字在減少
歷史不能被遺忘
從1932年到1945年，中國有至少20萬名女性慘遭蹂躪，淪為日軍的“慰安婦”。郭柯2012年拍攝紀錄片《三十二》時，倖存的“慰安婦”還剩32人，到2014年《二十二》拍攝時只剩下了22人。如今，這個數字變成了個位數。
在《二十二》正式公映前，片中涉及的倖存者老人之一的黃有良阿婆，帶著終究未曾得到公正裁決的遺憾，於2017年8月12日逝世。這時，中國內地的“慰安婦”倖存者僅餘8位。
有人說，在郭柯的鏡頭下，老人們塵封已久的痛苦記憶被慢慢掀開，有些殘忍。然而，看過這部電影的觀眾卻道：看到了鏡頭下對老人們溫暖的呵護。
在《二十二》面前，任何關於電影技巧和手法的討論都顯得蒼白，沒有任何意義。因為這是真實的歷史，而不是表演。“這部紀錄片讓所有人不必直面淋漓觸目的血與淚，卻能夠讓你感受到無所不在的凝重與沉默。”青年演員張一山談道。
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婦”紀念日。《二十二》選擇在這一天上映，將公眾的目光鎖定在曾經飽受苦難的老人們如今的生活現狀，讓公眾重新閱讀歷史、瞭解歷史。
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日。這個節點上的《二十二》，可以說更加有著希望日本政府正視歷史、承認歷史罪行的道義責任。
還有遺憾
《二十二》的“未完成”
如果說還有遺憾，那便是《二十二》的“未完成”了。“讓我最遺憾的是沒能趕上記錄鄧玉民老人。”郭柯這樣說。
2014年5月，電影攝製組到鄧玉民家中探望，並和老人約定一個月後再來。但未及一個月，身體狀況欠佳的老人就因病去世，最終還是沒來得及將老人留在影片裡。郭柯告訴記者，9月，《二十二》將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四國上映，上映時將同時釋出海南倖存老人鄧玉民生前花絮。
對於影片的推廣和營銷，郭柯坦言，最初根本沒有多餘的經費花在宣傳上。然而意料之外，自《二十二》開始創作以來，這部作品就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演員張歆藝的資助，帶動了演藝圈的連鎖反應；29135位民眾為本片公映的眾籌，全國各地的提前點映，也令這部作品“未映先火”。
隨著口碑的擴散，《二十二》吸引到更多影院以及觀眾的支援。上映第二天，該片排片上升到4.8%，單日票房達1339萬元。上映第三天，該片的排片猛漲到10.9%，票房大漲到2592萬元，也不斷重新整理中國紀錄片的最高單日票房紀錄……
這個暑期，人們從《戰狼2》的熱血中沉靜下來時發現，戰爭中有英雄，亦有苦難。《二十二》有一種力量，“她”要我們正視一段歷史，不是要流於仇恨，而是提醒我們要珍惜當下的美好時光——這大概就是戰爭所應帶給人們最完整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