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雷克雅未克領導力指數公佈的新資料顯示，在過去的一年裡，人們對女性領導者的信任度顯著下降。這份年度調查比較了人們對男性和女性是否適合擔任權力職位的看法。自2018年凱度公共調查公司開始收集資料以來，這是對女性領導者信任度的首次下滑。在包括加拿大、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英國和美國在內的七國集團(G7)中，只有不到一半（47%）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對本國大公司由女性擔任執行長感到“非常滿意”，而前一年的滿意度為54%。有10%的受訪者表示，在與女性執行長一同工作時，他們感到明顯不自在。對女性擔任首腦的滿意度也下降，僅有45%的受訪者表示“非常滿意”，而在2021年這一比例為52%。女性領導者的信任度下降，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的呢？
近期的政治局勢和疫情是否加劇了對女性領導者的厭惡情緒？儘管對於女性執行長信任度下降的解釋有所不同，但都有一個共同的觀點。專家認為，近期的政治形勢和疫情加劇了制度上的厭女情結和性別偏見。美國馬薩諸塞州巴布森學院的組織行為學教授丹娜·格林伯格指出，在新冠疫情期間，許多女性離開了帶薪勞動力市場，承擔了大部分育兒任務和其他家務，導致人們對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中角色的傳統看法變得僵化。她認為，這導致了一系列連鎖反應，使得社會更容易接受對女性的偏見。格林伯格還強調，人類更傾向於熟悉的事物，而心理學中的“單純暴露效應”或“熟悉原則”在危機或不穩定時期尤為明顯。她解釋說：“我們正在進入一個經濟衰退時期，即一種危機時期。恐懼會讓我們朝著傳統觀念中的安全方向前進。不幸的是，在傳統觀念中，男性仍佔領導的主導地位。”實際上，根據凱度公共調查公司與雷克雅未克全球論壇年會以及女性政治領袖網絡合作研究的全球資料顯示，人們對女性領導人的信任水平與過去幾年全球主要股市指數的走勢大致一致。隨著標準普爾500指數和富時100指數的大幅下跌，人們對女性領導人的信任也大幅下降。一些專家認為，在某些國家，對女性領導人的態度發生變化可能還有政治原因。凱度公共調查公司的全球執行長米歇爾·哈里森表示：“如果女性是否應該被允許掌控自己的生育這個問題都能展開一場全國性的討論，那你還能指望什麼？”她指的是美國最高法院在2022年6月推翻羅伊訴韋德案的決定。換句話說，如果像女性生育權這樣私密的事情都會被公開質疑，那就意味著，女性在生活中做任何事情的自主權都可能會被公開討論。格林伯格認為，如果一個有權勢的領導人以某種方式行事，人們會認為這是他對某種行為的含蓄認可。例如，美國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任期內對女性的評論和行為，很可能使性別歧視變得正常化。研究顯示，在過去五年中，網路上出現的厭女行為數量激增。
網際網路事件是否培養了歧視文化？英國作家勞拉·貝茨指出，歧視女性或鼓勵對女性實施暴力的網路內容氾濫，直接導致了日常生活中的性別歧視文化，從而對女性產生了現實的影響。在2021年的一篇關於美國軍方的論文中，學者凱琳·亨特和艾瑪·朱恩尼發現，社交媒體傳播了關於女性是否能達到戰鬥部隊標準以及女性對這些部隊工作效率是否產生負面影響的錯誤資訊。2020年，英國慈善機構Hope Not Hate的研究也表明，網際網路事件和現實中人們的態度之間存在聯絡。該研究顯示，儘管年輕一代的觀點更加進步，
但半數受訪的年輕男性表示，他們覺得女權主義“有點過頭了”。今年的雷克雅未克領導力指數顯示，在包括日本和德國在內的某些國家中，年輕人的觀念實際上不如老一輩人進步，這意味著他們可能不太會信任女性領導者。
女性進入權力崗位是否導致了負面態度的加劇？有一種理論認為，隨著越來越多的女性進入權力崗位，打破了傳統現狀，人們對女性領導人的負面態度也加劇了。Catalyst是一家全球非營利機構，其執行董事艾莉森·齊默爾曼表示：“從傳統上看，職場和是由男性主導的，這意味著人們可能無法信任任何例外情況。”皮尤研究中心在2020年的研究顯示，約三分之一的美國男性認為，讓社會變得更加性別平等是以犧牲男性為代價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副教授塞西莉亞·賢貞·莫的研究也呼應了這一觀點。她表示：“如果你已經習慣了處於頂端的位置，這是你所熟知的社交方式，而且如果你開始認為其他群體正在超越你，那麼你就有可能會感到不滿。”
朱莉·卡斯特羅·艾布拉姆斯是“女性如何領導”網站的執行長兼主席，她認為，社會對女性領導者的反應是另一個重要因素。“我們喜歡醜化女性，這是我們文化的一部分。當更多女性進入領導層時，這種行為就會開始凸顯出來，因為女性擔任領導顛覆了我們一直以來所接受的內容。人們喜歡看到女性失敗，因為女性的成功不符合我們一直被灌輸的觀念。”
失敗風險增大時，女性更容易被選為領導者嗎？研究顯示，在公司陷入混亂或面臨失敗風險時，即出現“玻璃懸崖”現象，女性在此時更有可能被選中擔任高層職位。去年10月，Bed Bath & Beyond在股價暴跌之際任命了一位女性執行長。凱倫·巴斯最近成為了洛杉磯市長，該市正在努力應對流浪漢危機和腐敗問題。英國首相伊麗莎白·特拉斯也是在不穩定的經濟狀況和政治動盪中被短暫任命的，然後她在全球舞臺上跌落了玻璃懸崖。每一次失敗都可能進一步削弱人們對女性領導人的信任。
在許多文化環境和工作場所，性別偏見都根深蒂固，消除它的快速方案並不存在。由於公司高層女性比例在緩慢卻穩步上升，我們或許有理由認為，對女性領導人的信任將可靠地反映出性別偏見的變化趨勢。哈里森表示，由於最新的資料令人沮喪，“我真的很難找到保持樂觀的理由。”她認為，我們需要記住的是，這與某一特定性別的個體角色無關。她說：“這不是為了幫助女性，也不是為了幫助男性，而是為了改變我們社會中根深蒂固的觀念。而現在，一切都沒有改變。”
儘管當前女性領導者面臨信任危機，但我們不妨深入思考這一現象的多面性。對於女性在領導層的觀感，不僅僅是對她們個體的負面看法，更反映了社會、文化和政治層面的深層次問題。
在這種信任下降的背後，政治局勢和疫情的影響被認為是關鍵因素。我們也不能忽視網際網路和社交媒體對於塑造公眾觀點的重要作用。勞拉·貝茨所提到的網路內容氾濫問題，直接滲透到人們的生活中，導致性別歧視文化的蔓延。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在某些國家，尤其是年輕一代中，對女性領導者的信任度下降得更為顯著。
對女性領導者持負面態度的現象，可能與權力分配的不均有關。Catalyst的艾莉森·齊默爾曼指出，傳統上，職場和由男性主導，這使得人們對任何例外情況產生難以信任的情感。這種觀點在美國男性中尤為突出，約三分之一認為追求性別平等可能以犧牲男性權益為代價。塞西莉亞·賢貞·莫的研究也強調了這一點，指出對於那些已經習慣於社會頂端地位的人而言，其他群體的崛起可能引發不滿情緒。
社會對女性領導者反應的負面性，更是一個深層次的文化問題。朱莉·卡斯特羅·艾布拉姆斯所言，我們文化中喜歡醜化女性，而女性在領導層的崛起引發了對傳統觀念的衝擊。這種文化現象使得人們更容易看到女性的失敗，因為她們的成功挑戰了長期以來被灌輸的觀念。
有趣的是，研究顯示當公司面臨混亂和失敗風險時，女性更容易被選為領導者。這種“玻璃懸崖”現象或許反映了一種在危機時刻對女性領導者的相對認可。例如，Bed Bath & Beyond在股價暴跌之際選擇了一位女性執行長。這可能為女性在危機時刻展現領導才能提供了機會，但與此每一次失敗也進一步挑戰了人們對女性領導者的信任。
儘管當前形勢看起來令人沮喪，但或許這也是一個反思和改變的契機。對於性別偏見和女性領導者的信任問題，需要社會的共同努力來促成變革。改變深根文化觀念，提倡平等和多元化，不僅有助於提升女性領導者的信任度，也有助於構建更加公正、包容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