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電影《時間去哪兒了》將在中國公映。該片由來自中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5個“金磚國家”的5位電影導演，分別以“時間去哪兒了”為主題拍攝一部電影短片，彙集成一部集錦式長片。5位導演通過自己的精巧構思講述了5個充滿著愛與生機的故事，題材和風格各異，卻都在時間主題下殊途同歸地展現了人與人之間的真情實感。此前，該片曾於今年6月在成都舉辦的第二屆金磚國家電影節上作為開幕影片亮相。
賈樟柯：我們創造了歷史
中國導演賈樟柯既是整部影片的出品人、監製，也負責執導中國部分的短片。本報微信公號俠客島和本報文藝部聯合推出的“文化大家”欄目對賈樟柯進行了採訪。
“這個專案使我充滿了探險的樂趣”
記者：《時間去哪兒了》是金磚五國電影人合作的成果，當時是怎麼想到要拍這部電影？“時間去哪兒了”這個概念又是如何誕生的？
賈樟柯：去年秋季，金磚國家電影節聯絡我，問我有沒有興趣拍金磚五國導演聯合拍攝的影片。對我最有吸引力的是，除了中國之外，其他4個國家都是電影創意的大國，俄羅斯有傳統的蘇聯學派，影響了電影史，每年都有好電影誕生；巴西是南美電影最活躍的國家；印度的寶來塢也很有創造力，電影產量非常高；南非我們相對陌生一點，但是也有非常好的導演享譽世界，我們卻不是很瞭解他們的作品。這就提供了一個與其他四國導演合作，通過合拍片的形式和其他四國的電影工業結合的機會，我覺得充滿了探險的樂趣。如果我們能做同題創作，尋找到一個共同的生活感受，由5個國家的導演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闡釋、拍攝，貢獻我們不同的生活態度和智慧，在美學上一定會是一種五彩斑斕的局面。所以這個專案極大地吸引了我。
記者：這5個國家在價值觀念、風俗習慣等方面有很大差異，作為電影的出品人和監製，您做了哪些工作？
賈樟柯：對我來說，首先考慮的是大家生活狀況的相似性。這5個國家都處於快速發展時期，都是全球重要的經濟體，而這種快速的變化一定對個體的生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諸多的創意裡面，“時間去哪兒了”的創意得到五國導演的一致認可。由於生活節奏加快，現在的科技、經濟和新的生活方式帶給了我們匆忙的生活，家庭關係、親情關係、男女愛情都因此而有了新的改變，所以引起了五國導演的共鳴。
作為監製，對於不同文化我持保護的態度，我們中國人將這叫做和而不同。我既要尋找和的地方，找到共同點，又要保護所有導演不同的部分，鼓勵大家不同型別、不同方向的創作。所以這部電影的型別很多元，每個國家都用了不同的形式，巴西導演拍的是災難片；俄羅斯電影是驚悚片；印度電影是親情片，有歌舞元素；南非電影走得更遠，它用科幻題材來表現時間。我的短片也結合了武俠片和愛情片元素，裡面還有一些幽默的地方。
真實的情感狀況最動人
記者：您的片子《逢春》有些內容是關於“二胎”的，這個話題是當下社會的關注熱點，您當時是怎麼想到做這個題材的？
賈樟柯：“二胎”政策放開之後，我周圍的朋友都在談論這個事情，因為我們正好是處在這種年齡，大部分人有了一個孩子，年齡處在一個臨界點，努把力可以再生，不努力可能一兩年之後就過了生育的黃金階段。所以，一方面“二胎”政策激活了社會，讓大家的生活有新的可能性；另外一方面，其實選擇也是有些困難的，比如對年齡的顧慮，特別是女性。我覺得處在這樣一種選擇關頭的時候，人是非常有魅力的。這個劇本其實是在講，一對夫妻表面上是想再生一個孩子，其實是因為這樣一個事件，他們開始重新關注自己的情感，兩夫妻可能已經有些淡漠了，但因為這樣一個事情，他們重新燃起愛的渴望和激情。這是最終電影敘事的主體。
記者：“二胎”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現象，您覺得這部電影在“走出去”時，會不會遇到文化價值上的衝突？西方電影主流聲音是不是認為中國電影還停留在《大紅燈籠高高掛》上面？
賈樟柯：時代背景已經不同了。幾十年來，大量外國人來到中國，也有很多中國和外國的國際交往和人員流動，我覺得外界並不存在對中國太多的誤讀。我們這幾十年來一直在輸出各種各樣的影片，也能展現中國當代生活，外國人對中國的印象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另外，因為過去我們長期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二胎”的背景很多海內外人士都瞭解，這個政策得到調整之後，人們基本上都理解發生了什麼。我並不擔心在傳播上有什麼障礙。最感染人的其實是真實的人的情感，當外國人接觸到中國人真實的情感的時候，他就會感動。
五國導演合拍電影開創了歷史
記者：在您看來，這部集錦式電影的意義在哪裡？
賈樟柯：6月份在成都的時候，電影放完我上臺跟觀眾見面，我突然意識到其實我們是開創了歷史的，因為第一次有5個國家的導演一起來拍電影，確實是電影史上首次。另外，借這部影片的拍攝，五國的製片公司、五國的電影工業進行了一次深度親密的合作，從這個角度來說也是開創了歷史的。作為中國導演，我能加入其中感到很驕傲。
後來我們才知道原初的創意是習主席提出來的。他在印度果阿開會的時候提出，金磚五國可以試著去合拍影片。這確實給我們提供了一次創造歷史的機會。
記者：您用“五光十色，一片丹心”來形容這部電影，“五光十色”比較好理解，“一片丹心”的含義是什麼？
賈樟柯：“一片丹心”就是所有的導演製作人員專注、認真的態度。大家彼此都是同行，互相之間都非常欣賞，大家一起做事情，都希望把自己最好的狀態拿出來。比如巴西導演沃爾特·塞勒斯，他是享譽國際的大師級導演。他粗剪完影片之後，發了幾次小樣給我看，精益求精，我覺得就是“一片丹心”。我自己也是這樣，雖然只是20分鐘的短片，但我在山西平遙古城拍了3周，精耕細作，希望把它拍到最好。
留下自己的時間刻度
記者：您自己產生過“時間去哪兒了”這種感慨嗎？
賈樟柯：前一段時間大家都在晒舊手機，我也翻出了我的一些舊手機，一看，感覺這就是一個時間的線索。再比如回顧自己的創作時，拍電影拍了19年，我的記憶都是按電影來的，哪一年我拍了哪部影片。我差不多是以兩年為一個週期來拍一部電影，所以我的回憶都是圍繞時間座標找作品，19年拍了十幾部電影，時間就過去了。
記者：除了拍電影，您也在做電影節方面的工作，這次您想留下怎樣的時間刻度？
賈樟柯：平遙國際電影節即將舉辦，我們把它定位為3部分，一是介紹非西方電影，比如東歐電影、南美電影；二是希望通過平遙電影節，把中國電影像西方電影一樣進行推廣；第三，我們強調這個行業需要年輕導演加入，提供給他們一些嶄露頭角的機會。我們整體上是小身段大格局，所謂小身段就是選片量不會太大，差不多每年40部，大格局是希望能夠做一些專業化的學術貢獻和梳理。現在大量的文化資源集中在大城市，但是中小城市、農村也需要文化資源，文化流動起來，整個社會才能達到一種藝術資源、文化資源的公平的分配。
“我從第一部電影就‘走出去’了”
記者：針對中國電影“走出去”，您有什麼想法和建議？
賈樟柯：中國電影產量特別高，但有時候國際社會得不到我們年輕導演的作品的資訊，因為資訊太多了，800部影片無從選擇。平遙電影節就希望通過推薦，讓一些有價值的影片出現在國際視野中。另外，過去藝術電影比較容易走向世界，但實際上更大眾化的商業電影也應該走向世界。商業電影其實也是強調電影美學、電影語言的。柏林、戛納、威尼斯三大電影節有大量的商業片，我們的入選比較少，是因為我們的商業電影質量還有待提高。所以我們今年平遙的電影展特意做的是法國新浪潮之父同時也是型別片之父、警匪片的開山鼻祖——梅爾維爾的回顧展。希望藉此讓我們的電影工業提高認識，商業電影其實也是有質量要求的。
記者：您怎麼看待中國電影“走出去”的浪潮？
賈樟柯：我從我的第一部電影就“走出去”了。中國電影“走出去”，我覺得還是要創意“走出去”，而且應該是自然地走出去。現在電影“走出去”有一些亂象，比如兩個留學生找個地方辦個影展，邀請幾部中國電影。電影確實是放了，但是它沒有徵服觀眾。我覺得真正的“走出去”就是要征服觀眾。
（申孟哲、姚麗娜、張雪、張少鵬、胡潔菲對本文亦有貢獻）
人物小傳
賈樟柯，1970年5月24日生於山西省汾陽市。導演、監製、作家。1997年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主要電影作品包括《世界》《三峽好人》《二十四城記》和《山河故人》等。曾獲威尼斯電影節最佳影片金獅獎、洛杉磯影評協會最佳外語片及最佳攝影獎、戛納電影節最佳編劇獎、導演雙週單元終身成就“金馬車獎”等。
現擔任國際作家和作曲家協會聯合會（CISAC）副主席，中國電影導演協會副會長，上海溫哥華電影學院院長。2016年，創辦全球電影短片中國內地首映平臺“柯首映”。2017年10月19日至26日，發起創立的平遙國際電影節將在山西平遙舉辦。
精彩語錄
△我的創作靈感來源於哪裡？我想是來自情感。我最近又恢復了手寫劇本的習慣。有時坐在桌子前，拿著一支筆，不知道自己要寫什麼，但是有一種情緒，可能是生活給的，也可能是我個人生活帶給我的，也可能是一種時代的情緒。慢慢地梳理，人物形象出現了，故事也就出現了。
△電影的生命力在於表達的熱情。只要我們還存在一批導演對我們的生活有感受，還有勇敢精神，還可以直面生活，還可以把生活裡我們所感受到的五味都能有強烈的表達，這就是電影一直往前走的最主要的動力，而不是資本。
△中國的電影工業現在有個很大的問題是人才奇缺。我們長期電影的產量是200多部，積蓄的導演、攝影師、製片人、道具等的容量也只能支撐200多部電影拍攝。但是隻用了幾年的時間，我國的電影產量就一下漲到800多部，人才是不夠用的，有很多沒有經過任何訓練的新手進到了這個行業裡。過去是師傅帶徒弟，慢慢培養，現在沒時間培養，來了就幹活。這確實是要改變的一個事情。
（整理／張雪張少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