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陽，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
“從有圖有真相”到“有視訊有真相”，再到人人“直播”的時代，視訊改變了傳播媒介，更改變了傳播的載體，人們習慣於用視訊來表達自我、傳播資訊，但有時候，也不得不為直播中的種種亂象而困擾，這真是我們期待的未來嗎？
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楊陽表示：“技術的發展帶給人們更便利的生活，但同時也要看到，技術改變的不僅是傳播方式，還有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如果不加引導和約束，就不得不承受它的負面影響。”
有視訊才能有真相
傳統時代，文字是真相的代表，“白紙黑字”就是板上釘釘，但隨著知識的普及，傳播技術的發展，文字不再是確鑿無疑的象徵，“有圖有真相”才是人們所追求的，不過，“讀圖時代”太短暫了，視訊時代迅速到來，每一個人都可以自由地表達，每一個人都是傳播的一環，但人們對傳播的信賴，卻再也難以回到原來了。不過在楊陽看來，視訊的火熱，並不意味著文字無用，恰恰相反，在資訊爆炸的時代，深沉的文字更加可貴。他說：“目前看來，視訊的技術要求仍舊是比較高的，而且是一種表面化的傳播和淺層次的表達，它固然可以真實地重現某個場景，但並不意味著就能揭示出前因後果，並不意味著可以進行深度的解析。”
不可否認，文字在今天確實不再是唯一的資訊載體，但並不意味著它會退出歷史的舞臺。對此，楊陽表示：“電視發明的時候，人們擔憂書籍報刊會消失，網際網路發明的時候，連電視都成為擔憂的物件，但直到現在，它們也依舊存在，而且受眾不小。”
歷史不會區別對待
電視時代創造了“沙發土豆”這個特定名詞，網路時代創造的則是“鍵盤俠”。確實，科技的發展讓人們的生活變得更加便捷，網際網路帶來的是資訊爆炸和傳播革命，但楊陽卻依舊有擔憂，他說：“確實，相比起來，視訊更加直觀和便捷，現場感更強，因此更受歡迎。但不得不思考的是，視訊傳播對於傳播者和受眾的另外一種後果，即人們有了視訊，就不再追尋視訊背後的東西了，不再深度地挖掘和思考，如果出現這樣的問題，視訊帶給我們的，就不僅是快捷，還有淺薄。”
更大的變革出現在對歷史的記錄中，大量視訊影像資料代替原來的文字，成為留給後世的記憶，尤其是在口述史的領域中，視訊已經成了最受歡迎的第一手資料，不過，在楊陽看來，視訊的記錄和文字的記錄其實沒什麼太大的區別。他說：“文字的回憶錄和視訊的口述史，在歷史學家的眼裡，其實是一樣的，第一手資料並不是信史的代表，一個人在回憶錄中可能美化自己、可能說謊，在視訊記錄中也是一樣的。所謂孤證不立，歷史學研究的方法決定了，單一的資料必然要經過多方的求證，才能轉化成真正的歷史。”
傳播倫理非常重要
“每一個人都在直播，每一個人都想成為網紅”，視訊直播的火熱，讓無數人趨之若鶩，但它的背後，真的是“自媒體”們宣稱的那麼美麗嗎？
今年年初上映的電影《玩命直播》中，講述了一個“粉絲與網紅”的危險故事：在一款直播遊戲中，人們可以選擇成為玩家或者看客，玩家按照看客的要求完成任務，看客則付出金錢的打賞。但很快，看客們不再滿足“親吻陌生人”的挑戰，遊戲迅速升級為“矇眼飆車”、“高空過梯”等危險行為。感官刺激的世界，和法律道德在不斷地衝突，當最後看客們的名單被黑客公佈，面臨“參與謀殺”的指控時，所有人都選擇退出了。
火熱的背後，網路直播的種種倫理悖論，正在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楊陽說：“人總有自我表現的慾望，這可以理解，網際網路的低門檻，讓這種慾望得以實現。問題是，個人在網際網路上，常常是不受傳播規律、甚至是倫理道德的約束的，這和傳統的資訊製作者不一樣，傳統媒體，電視也好、報刊也好，已經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倫理規則，從業者也都是受過相關訓練的，很難出現違反公序良俗的現象，但個人的直播目前還處在缺乏規則和倫理的階段，《玩命直播》的現象很可能出現。”
究竟怎樣約束網路直播的亂象？對此，楊陽表示：“首先監管要跟上，但同時也要處理好監管惡性現象和保護表達渠道暢通的關係。同時主流媒體要擔負起更多的責任，如果主流媒體在資訊傳播、真相探究上作為不利，就等於把受眾推給了網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自媒體也好，網路直播也好，它們的發育程度和速度，很大程度上和主流媒體有關。”（周懷宗）
